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中，分歧最大的莫过于对清代乾嘉史学的评价。有的学者认为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家没有撰写出像司马迁《史记》和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这样大部头的史书，因而得出清代史学成就较前代大为逊色的结论。这一认识表面上看来似乎合理，但实际上却存在明显的偏颇。我们认为，必须考察清代乾嘉史家撰述史书的时代背景与价值观念，才能够对清代史学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。

由于时代不同，不仅各个时期史学研究承载的历史使命不同，而且史家对自身历史使命的认知也不相同。汉宋以来的史家之所以撰写出各种体裁的大部头史书，是因为他们遵循“直书”、“实录”的治史观念，认为记载和保存的历史事实越详细越完备，就越能够发挥史学的经世作用。这一时期史家不仅注重采用不同的体裁记载历史，而且唐宋时期还出现了通史撰述的高潮。这种大部头通史的编纂，适应了时代赋予史家的使命，在当时较好地发挥了史学的功能，应当充分肯定其价值。但到清代乾嘉时期，中国传统史学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，无论在历史文献还是在史学思想方面，成就固然巨大，弊端也积习颇深，亟须做一番认真清理和总结。乾嘉史家认识到当务之急是考订和审查历代遗留下来的大量史料，如果依据错误的史料撰写史书，那么编撰得越多出现的错误也就越大。这一治史观念反映在乾嘉史家的著述价值观上，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。

其一，好著书不如多读书。在清代乾嘉史家中，王鸣盛和章学城在这方面的认识最具代表性，集中反映出清代乾嘉史家的著述价值观。王鸣盛在其代表性著作《十七史商榷》的序言中说：“好著书不如多读书，欲读书必先精校书。校之未精而遽读，恐读亦多误矣；读之不勤而轻著，恐著且多妄矣。”面对数量颇丰却错漏屡出的前代著述，王鸣盛深刻地意识到澄清历代史书的谬误，才能促进史学的健康发展，校勘订讹才是当代学人读书治学的基础工作和根本任务。在他的史学意识中，只有根据确切、内容征实的考证之作才真正有价值，所以王鸣盛极力倡导一种力图使考据与撰述相互统一的治史学风，阐述了关于历史编纂学的辩证思想。他说：“予岂有意于著书者哉？不过出其读书、校书之所得标举之，以诒后人，初未尝别出新意，卓然自著为一书也……然则予盖以不著为著，且虽著而仍归于不著者也。”（《十七史商榷·序》）章学诚与乾嘉考据学派的观点多有不合，但在慎言著述这一点上，却是所见略同。他在《知非日札》中说：“杨文庄公言学者取三多：看读多，讲论多，著述多也。夫看读与讲论，则洵贵乎多矣；著述安在其必多哉！著述多则必不精，精则必不能多。”由此可见，好著书不如多读书的观念被当时学界所认同。乾嘉时期记载历史和编撰史书已经不是史家的主要任务，当务之急是考证历史，避免史书以讹传讹。于是勘误、纠谬类型的考史之作成为史学著作的主要表现形式，而记载历史类型的著作则降至次要地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