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二，考误订疑，护惜古人。历代遗留下来的史籍浩如烟海，但经过千百年传抄镂刻，尤其是人为裁夺取舍，脱误已多，积重难返。王鸣盛感慨书籍“每为无学识者改坏，一开卷辄叹千古少能读书人”(《十七史商榷·黎斐》)，可谓真实写照。乾嘉史家自觉地承担起考误订疑、正本清源的时代责任。王鸣盛指出：“生古人后，但当为古人考误订疑。若凿空翻案，动思掩盖古人，以自为功，其情最为可恶!”(《十七史商榷·通鉴与十七史不可偏废》)替前人著作考误订疑，并非志在穷责究过，而是一种护惜古人的态度；那种不顾时代的责任，一味凿空翻案，掩前人之功以为己著的做法，最终只会毁灭学术。钱大昕也指出：“史非一家之书，实千载之书，祛其疑乃能坚其信，指其瑕益以见其美。拾遗规过，匪为前人，实以开导后学。”他表明自己“桑榆景迫，学殖无成，惟有实事求是，护惜古人之苦心，可与海内共白”(《廿二史考异·序》)。阐明如此治史不但可以揭示前人著述的真正价值，而且还可以繁荣学术事业，嘉惠后学，最终促进史学的延续与发展。崔述作为清代辨伪成就最高的学者，曾经遍考群书，整理古代史料，刊落百家谬妄。他在《考信录提要》中也明确提出：“古之国史既无存于世者，但据传记之文而遂以为固然，古人之受诬者尚可胜道哉! 故余为《考信录》，于汉、晋诸儒之说，必为考其原本，辨其是非。非敢诋先儒，正欲平心以求其一是也。”崔述穷其一生所致力的目标是不使古人受诬于后世，其间所体现出的护惜古人之情，与钱大昕等学者如出一辙。这并不是简单的历史巧合，而是时代精神所使然。

其三，力戒妄言和驰骋议论。乾嘉史家在著述观念上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极力反对妄为大言，驰骋议论。这主要是针对宋明以来所形成的那种褒贬予夺的空疏学风。这种治史方法往往强立文法，擅加予夺褒贬，严重背离了历史评论要以史实为依据的治史宗旨，受到了乾嘉史家的严厉抨击。王鸣盛声明：“如所谓横生意见，驰骋议论，以明法戒，与夫强立文法，擅加予夺褒贬，以笔削之权自命者，皆予之所不欲效尤者也。”（《十七史商榷·序》）他批评那些动辄妄为大言的人，“高自位置，蔑弃前人，而胸驰臆断，其实但可欺庸人耳，自有识者观之，曾不足以当一笑。后之学者，尚其戒之。”(《十七史商榷·马融从昭受汉书》)钱大昕也指出：“世之考古者，……皆文致小疵，目为大创，驰骋笔墨，夸耀凡庸，予所不能效也。更有空疏措大，辄以褒贬自任，强作聪明，妄生疻痏，不卟年代，不揆时势，强人以所难行，责人以所难受，陈义甚高，居心过刻，予尤不敢效也。”(《廿二史考异·序》)在乾嘉史家看来，读史之人对历代典章制度不必横生意见，对善恶事迹亦不必强立文法，只要考证清楚就可以起到惩恶劝善的作用。而前人那些凌驾于历史事实之上的驰骋议论著作，不但无法与历史事实完全符合，而且搞乱了历史事实，无益而有害。这表明当时力避空疏、实事求是的治史观念已经在无形地规范着他们的治史活动，促使他们注重征实考证而不轻易撰写通史著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