广州公车监管方案，无疑是妥协产物。以货币直补的公车改革，“补贴高了，老百姓有意见；补贴低了，影响公务，打击工作人员工作热情”，所以减少公车不予考虑。这里面隐藏着一种利益承认，即官员配用公车理所应当。但官员配车泛滥，很多原是违规使然，违规然后确认，不断违规又不断确认，使违规利益渐渐扩展为被承认的利益，而后其造成的公共财力耗费引起了市民不满。而到需要正视问题的时候，积累的违规问题又成为问题不可解决的原因。

公车私用合法化，即使是如有些人所说，是朝公车改革迈进了一步，却仍为真正的公车改革设置了未来的“历史遗留问题”。公车改革的方向，应是减少公车购置与配用，并将出行补贴计入公务员收入，使其收入水平保持与社会一般收入相称的合理水平，而不是步步承认其过高或不当的得利。不减少公车数量，而去做“公车私用合法化”，有可能只是在公车上捆绑了更复杂的利益，从而增添公车改革的麻烦，提高公车改革中的叫价砝码。

很多事项的改革，很多管理办法的改变，如果与公务员有关，往往会走向奇怪的境地。社会不满意与官员不满意之间的妥协，大概其主导总是官员不满意，而社会不满意停留于一些“三令五申”而不被执行的纸张而已。

（作者系长江日报评论员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