住酒店要五星级,坐飞机要头等舱……当前,一些基层领导干部“当家却不怕柴米贵”,职务开支花钱如流水。有的地市级副职,每年职务消费要100万元以上。新华社记者调研发现,部分领导干部职务消费出现挥金如土现象,职务消费演变成“不落腰包的腐败”。不当职务消费像一个“黑洞”吞噬着国家财富,引起群众不满。(8月13日《京华时报》)

合理的职务消费是公职人员履职的重要条件,也是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必须支付的成本,民众既能理解也肯承受。但是,职务消费的外衣所遮掩的过度消费、奢侈浪费、假公济私、以权谋私等问题,无疑是法纪和民众所无可容忍的。全国人大代表叶青曾指出,从1978年到2005年的二十多年里,我国公务员的职务消费增长了140多倍,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也从4%上升到了24%。而在国外,职务消费一般只占国家财政收入的3%至6%。

面对快速增长的公务员职务消费以及与国外的巨大差距,一些人大代表曾用“可怕”二字来形容——“国家一年的财政总收入有近1/4花在了行政职务消费上,那就是1万亿元,这太可怕了!”。由此来看,遏制泛滥的公务员职务消费,已不仅仅是规制权力和反腐败的问题,更关涉到公共财政的成色质地、政府部门公信力和为民理念等问题。

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,时任国家审计署审计长的李金华透露,为遏制官员滥用公款,铺张浪费,国家将出台官员职务消费标准,各级官员可使用的公款数额、公款用途,都将有定性标准。但时至今日,并未见消费标准出台。由此,既可见遏制官员不当职务消费之艰难,又似乎表明出台标准未必是治本之策。在财政信息并不完全透明的形势下,“超标”的官员会想尽办法维持自己的消费水平,而未“达标”的官员提高消费标准变得名正言顺。

公务人员职务消费之所以居高不下,归根结底是因为财政信息不透明,财政的钱袋子几乎完全被行政官员自己掌控着,即使超出预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如此,遏制泛滥的职务消费,就相当于让掌握钱袋子的公职人员用自己的刀削自己的把儿,根本没有可能实现。

所以,治理源头在于加快推进各级政府部门的行政经费信息公开,而这,显然并不能仅局限于“三公”经费。一者,公开需要有预算有决算；二者,公开要亮“细账”,让群众监督对政府花钱形成压力；三者,公开的预算须有刚性,超出预算要质询、问责有关官员。

当然,仅有财政信息公开,并不能完全解决职务消费乱象,这就需要另一项制度提速:符合国际惯例的官员财产公开。唯有“双公开”提速,在职务消费方面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。无可否认,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的边缘,要想过河必须趟过深水区。在当前财政收入低增长形势下,“双公开”提速既具有现实需要,又是维护公共财政和政府公信力之必须,还是反腐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