消除摊主缴纳打点费的无奈，除了权力运行阳光化、竞争公开化，更需要将权力套上笼头，减少权力寻租的空间，压缩权力变现的可能。

湖南浏阳被称为“烟花爆竹之乡”，当地一千响的“大地红”鞭炮出厂价5元，三千响的不到20元，一万响的约50元。但到了北京，一千响的竟售价30元，三千响的162元，一万响的325元。

尽管鞭炮价格从产地到销售地翻了几倍，但生产者和销售者却没得到多大实惠。除了产销各类成本高外，经销者还要额外付出看不见的成本，比如打点费。有零售摊主透露，某一年光“打点费”就花了几十万元，安监、工商、公安、城管、税务等每一环节都不能落下。

合法经营，取财有道，为何还要“主动”缴纳打点费？原来，各地烟花爆竹经销商必须在当地获得资质备案，才能从事销售经营。这道“门”如果关得过紧，垄断现象随之产生，谁给的打点费高，谁就能取得资质。对烟花爆竹经营权进行资质审核、备案，是必要的更是必须的，但是相关部门应该依法依规进行，而不能沦为权力寻租的游戏。

收取打点费，就相当于拍卖审核权，将权力变现。这必然导致两种情况：一是本不具备资质的摊主堂而皇之地经营烟花爆竹，埋下安全隐患；二是在日常执法过程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包庇摊主的违规之举。此举还将破坏正常的市场竞争。

需要打点的部门如此之多，可能还因为担心各路“诸侯”前来滋事，哪一个伺候不周，就会被频繁找茬，吃不了兜着走。有媒体报道，一家日收入不到700元的小型网吧老板，每到过年都要包上20个红包给监管部门，每个都不能少于1000元。

消除摊主缴纳打点费的无奈，除了权力运行阳光化、竞争公开化——让更多批发零售商参与竞争以平抑大城市烟花爆竹价格，或对零售点名额进行公开拍卖、摇号以分配“稀缺资源”，更需要将权力套上笼头，减少权力寻租的空间，压缩权力变现的可能。当权力寻租变得有难度，甚至得不偿失，付出高昂成本，谁还敢寻租呢？

本报特约评论员 王石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