广州停车费上涨至今已满4个月，停车费除了收归财政之外流向依然未被破解。广州有6426个咪表经营泊位，谁在经营、如何操作，收入几何、流向哪里……本报记者调查发现诸多疑团，停车费上缴财政数据打架，源头也指向咪表公司。

套用时下一句流行语，停车费果然是“有钱任性”，钱反正收了，但具体收了多少、流向何处，也不知是真没人知道，还是有人知道却不愿说。尽管媒体追问不断，但至今没有谁能拿出一本严丝合缝、对得上数的账本来。当然，据新华社报道，停车费收入“跑冒滴漏”并非广州一城独有，北京、上海等地也有相似情况，有的城市甚至几年来一分钱也没纳入财政。说明停车费的“有钱任性”并非个案，必须找准共性问题，系统性纠偏。

首先，理念上应坚持公益性。咪表停车位占用公共路面，本就属于公共资源，即便划为停车位也是为了便民。既是公共资源，首先就要讲公益，其次才看效益。换言之，咪表停车赚不赚钱并非关键问题，而是要真正取之于民用之于民，为缓解交通拥堵加分，为公共交通建设输血。而眼下有关部门将咪表车位经营权交给社会，却对企业盈利与反哺财政间的巨大利差一问三不知，正给公共利益私人化留下了空间。按理来说，停车费上缴不足，直接受害者应是政府财政，为何一些部门反倒对此“三缄其口”，颇有“慷公共利益之慨”的嫌疑。

其次，是管理上应制度化。停车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益性，只有在能收进财政大盘子的前提下才能实现。一方面，是程序上的合规性，本报调查发现车位招标空档期长达3年多、3122个咪表泊位11年后却成了6426个……此类咄咄怪事恐难找到合乎情理的解释。另一方面，是管理上的科学性，比如很多市民诟病的“李鬼”停车位、收费员私下收钱等乱象，也暴露了经营方和监管方发力不足，希望借助二维码等新手段，多少能给科学管理加几分。

再次，是信息公开应透明化、常态化。前文所述的公益性要实现，管理制度化要实现，一方面当然需要审计等部门的介入。近日广州市审计局已在相关审计中发现，2家咪表公司有70条路段的咪表收费未上缴，已缴费路段的车位数少于实际经营车位数，且差异较大。审计部门已要求追缴，公众不妨静待后续；另一方面，还需要有关部门主动公开，回应舆论监督、公众监督提出的疑问，只有将停车费这笔糊涂账放在“阳光”下晒一晒，让公共讨论介入停车位招标、收费、上缴、分配的每一个环节，才能体现其公共资源的根本属性。

谁都知道公共资源是属于全社会共有的资源，但如何防止滥用、体现其“公共”本义，需要从理念、管理、信息公开上拿出点真本事。从此推而广之，车牌拍卖、户外广告招投标等涉及公共利益的行为，均应以此为戒，秉承公平公正公开原则，别让公共资源再成一笔“有钱任性”的糊涂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