面对“诽谤”，不妨学学杰弗逊2009-12-02因散发检举村支书的材料，河南省沁阳市山王庄镇的8名农民被公诉并判诽谤罪。随着省委督察组的介入，事情发生突变。公诉机关申请撤诉，8人被“取保 候审”，并被要求在没有“赔偿决定书”的情况下接受国家赔偿。但村民至今表示，不明不白的赔偿不会收。(11月30日《中国青年报》)
自“彭水词案”以来，讨论批评政府官员的公民是否构成“诽谤罪”似乎有些多余。经过一轮又一轮的网络舆情洗礼，如今就算是非法律专业人士也多半知道，刑法上并没有“诽谤政府罪”，也没有“诽谤官员罪”。而个人（包括官员）若认为有人对自己构成“诽谤”，可以向法院递交自诉状。刑法上的“诽谤罪”是“以自诉为原则，以公诉为例外。”所谓例外，只有那些“严重危害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”的诽谤罪才能提起公诉。
与“彭水词案”等著名的网络诽谤公案不同的是，“沁阳诽谤案”中的被“诽谤”者并非当地主要领导，而是一位村支书。据报道，8名农民在一些印刷材料中罗列了这位村支书所涉嫌的一些“腐败”行为，材料中还有“村贼吴小宝”的字样。若说这些农民所列举的村支书“腐败”是“诽谤”，那得先查实村支书有没有村民所揭露的行为。如果说“村贼”的称呼是“诽谤”，那么这样的“诽谤”和“疑似诽谤”，更接近于“侮辱”，类同于邻里吵架时经常要把对方比喻为某种低等智慧的生物，附带还要问候对方的几位女性直系亲属。当然，侮辱罪也属于自诉案件。如果被侮辱或被诽谤者无意追究，案件也就不成立。
有的地方司法机关不能仅仅为了个别官员对疑似诽谤不满，就不惜动用国家暴力机器。在诉讼中，被诽谤的官员与“诽谤者”一样，是平等主体，不管他是何等级的官员。某位官员也并不代表社会，更不代表国家，而只代表他自己。就算是公民真的诽谤了官员，也不能据此认定为“严重危害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”。
官员被诽谤，法律人通常都会想到“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”，这一案件确立了“实际恶意”为诽谤罪成立的主观要件。但在这一著名判例之前，还有一系列思想启蒙和相关个案，最典型的如杰弗逊的“面对被诽谤观”。1800年杰弗逊当选为美国第三任总统。他在竞选期间遭到了对手的攻击。联邦党人称他是“危险的政治家”，“无信义的、不道德的人”，“渴望独裁统治的人”。对此，杰弗逊表现出极大的宽容。1802年在他的一封信中说：他们（联邦党人）以世上任何国家闻所未闻、见所未见的凶恶方式来攻击我。但是我将保护他们造谣与诽谤的权利，而且我将珍视这一权利的继续维护。
诽谤案因官员自行告诉而成立，这本是法律常识。但这样的常识在一个“官本位”源远流长的国度里，还需要媒体的持续动员、公民为言论权的不懈争斗，以及对那些动辄使用“诽谤罪”大棒的司法官员的责任追究才能实现。
面对被诽谤或疑似被诽谤，请官员们多学学杰弗逊，多从已发生的“灵宝帖案”中去吸取教训。（王琳）
' />沁阳诽谤案警示“因言获罪”底线溃退2009-12-01太阳底下无新鲜事，在权力不受有效监督和限制的地方，“因言获罪”的诽谤案不断发生，公众已有些审丑疲劳。因此，沁阳市的所谓“诽谤案”大概不会激起人们太大的兴趣了。但既便如此，我仍然要指出，沁阳诽谤案表明“因言获罪”的底线正在退化，公民的批评和举报的权利正接受严峻考验。
有关利用诽谤罪名来打击报复批评、举报的案例，我们可以轻易举出很多。譬如谡山诽谤案、西丰进京抓记者案、王帅诽谤案等。这几起所谓的“诽谤案”有个共同特点，都是将本来是自诉的诽谤案，安上个侵犯“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”的理由，作为公诉案来处理。此外，所谓的诽谤对象要么是指向一地的“土皇帝”，比如谡山诽谤案和西丰案；要么是指向了当地政府，比如王帅案。
西丰案、王帅案等案件在媒体猛烈抨击下，当事人被无罪释放了，而涉案官员也得到相应处理。不过，“因言获罪”的底线并未得到很好维护，相反却呈现退化趋势。比如沁阳诽谤罪中，我们无奈地看到，仅因为散发检举村支书的举报信，8名村民就被司法机关以诽谤罪治罪。村支书的名誉被替换成“国家利益”，因此对村支书的批评也可以用诽谤罪名来提起公诉了。这就意味着，“因言获罪”的底线从此前案件中的县委书记退化到镇党委书记，再进一步退化到村支书。但凡有点权力的官员哪怕是村官，也可借“诽谤罪”来打击批评、举报者。
“因言获罪”的底线溃退，说明只要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监督和制约，没被关进笼子里，公民的批评、举报权利就会遭到侵犯。而且，权利每退却一步，权力就会更进一尺，最后，“因言获罪”将无底线可言。因此，媒体和公众切不可为西丰进京抓记者案、王帅诽谤案等少数个案的胜利而沾沾自喜，每一个无辜的诽谤案，每个“因言获罪”的事件，都与所有的公民相关，因为它正慢慢地腐蚀和侵吞着我们的相关权利。
' />愿公民意识的成长倒逼公权力告别“蛮横”2009-12-01“诽谤案”当事人之一的张中芳表示：只有明确宣布无罪，并追究枉法办案的公检法三家的责任，才肯接受国家赔偿。“我们要的不是你赔几个钱，而是要一个合法的说法。”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中，越来越多的公民试图与公权力平等对话而非简单盲从，这值得庆幸。原因很简单，公民社会正是在这些貌似微小的案件上逐步生长发育，公权力也正是在这种倒逼中逐渐摆脱“蛮横”。
检视这起“诽谤案”的发生发展过程会发现，权力蛮横的暗影伴随始终：先是几位村民因揭发村支书被警方以“诽谤罪”拘留；紧接着，几位村民以“诽谤罪”被公捕；随后，当地法院以“诽谤罪”下发传票，当地检察院违法提起公诉。难以置信的是，在焦作市中院对案件发回重审后，当地法院为避免超期羁押的事实，在二审中对被告人加刑。即便是有了省委督察组的介入，当地公检法依然不承认自己办了错案，竟违反程序“先放人、后撤案”，并用来历不明的“国家赔偿”试图堵住这些村民之口……
笔者相信，随着媒体的跟进报道，这起“诽谤案”将得以解决：村民将得到货真价实的国家赔偿，当地公检法等相关负责人也将被追究相应责任。但这样的“胜利”显然是以当事人付出被关押数百天的代价换来的。而且，与村民的法律意识、权利意识觉醒相比，当地相关部门表现出的态度，依然只能用“蛮横”来形容，并无半点谦卑、悔改之态。
如此看来，要想使公权力告别蛮横，仅有公民意识的觉醒与生长是不够的。没有公正平等的对话平台，蛮横的公权力一方面可以对“刁民”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”，另一方面，欲息事宁人而不愿坦承错误的他们，相信以权力和利益能够“摆平”正义。如此“彼长此消”的情况，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：在构建民意对话公权力公平公正平台的同时，还应该用相应的制度改革的方式，督促和鞭策公权力养成自查、自省的谦卑秉性，逐渐告别蛮横。
' />多重违法的沁阳诽谤案何以坚挺2009-12-01我不知道沁阳市的这个村支书吴小宝有什么背景，但这起事件能引来公检法机关的全力介入，并将8名农民挂牌示众，押上公捕大会舞台“展览”，可见吴小宝来头不小。从此案件看出，我国的法治建设任重道远，以权弄法还是相当严重的，如果没有上级部门的介入，8名农民很难沉冤得雪。有了上级的介入，8名农民获得了自由，这是农民之幸，那么对于法律呢？
在我看来，这起事件有多重违法的嫌疑。违法之一：8名农民散发检举村支书的材料，即使吴小宝认为是诽谤，也应由吴小宝向法院自诉。但是，这起事件却让沁阳公检法机关全力介入，而且变成了公诉案件。违法之二：既然公诉，当地有关部门就该对检举材料进行核实，查无事实才叫诽谤，然而至今也没有相关部门对检举材料给以明确的定性，何来诽谤？没有诽谤事实，凭什么判为诽谤罪呢？违法之三：上诉不加刑是刑事诉讼中普遍采用的一项重要原则，旨在保障被告人依法享有的上诉权，可是此案上诉后有6人却被加刑。违法之四：没有“赔偿决定书”就要给予国家赔偿，如此赔法显然名不正言不顺。
我看，这是一起糊涂案，又因省委督察组的介入，糊涂地撤了诉。法治国家，绝不允许这种游戏法律的行径不了了之，法律不是专为老百姓制定的，公检法机关和当权者更该遵守，从某种程度上说，法律就是约束权力的。违法者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。而这起案件已经涉嫌司法腐败和乱为，如果没有摆不上桌面的原因，公检法机关是不会如此积极“作为”的。为了重塑法律的威严，也为了给8名村民一个清白，希望严肃认真地查处这起坚挺的违法的“诽谤案”。
' />不是“错案”，“国家赔偿”从何谈起？2009-12-01原本应该自诉的案件，却由当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、审判机关一再错判，8位举报农民被关押了1年左右的时间（最长的500多天，最短的也有200多天），最后却被不明不白地释放了，而且被要求领取“国家赔偿”。而按照法律规定，国家赔偿应该是在认定错案或行政行为错误之后，由受害的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申请，然后由赔偿义务机关作出是否赔偿以及赔偿多少的决定。可是，沁阳此案，既没有被认定为“错案”，8位农民也没有提出申请——不是“错案”，“国家赔偿”从何谈起？
也许沁阳确实“没有办过国家赔偿”，但《国家赔偿法》对国家赔偿的范围、程序等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规定，一句“不了解”显然难以搪塞过去——那些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难道法律水平还不如几个农民？
总之，如果沁阳市政法委真想公正处理这件事，那就应该严格地按照法律程序办事。既然案子办错了，那就应该认定为错案；既然没有作出有罪判决，那就应该宣布8位村民无罪——案子都撤了，当然不会再“审”，难道要他们永远“候”下去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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